4月13日，主题为“中国经济学的今天与未来”的第五届中国应用经济学年会（2024）——钱塘夜话举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吴晓求、高培勇、洪俊杰、梁琪、龚六堂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郑新业、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助理刘莉亚、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助理陈斌开进行圆桌对话。厦门大学副校长方颖主持钱塘夜话。

吴晓求指出，经济学者应具备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清晰的底层逻辑，但从已有学术成果来看，为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的研究较多，但深厚的理论研究相对匮乏，高校及科研院所应鼓励青年学者多做基础理论研究，坚守经济学基本原理。他还强调，学者对学术应该“诚惶诚恐”，不能“目空天下”，要排除自大、自我、自封和自闭，要借鉴、包容和创新。

高培勇重点讨论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两大问题：一是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学”，二是如何扎实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他提出，“中国经济学”系列教材不能做成现有教材的修订版、不同经济学流派的拼接版、中国经济现状的注解版，而应以讲好中国经济故事、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经济思想“三进”不能贴标签、不能生搬硬套、不能混淆经济学和政治学两套语言体系。

洪俊杰结合编写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教材的经验，提出对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编写中国经济学系列教材的三个观点：其一，这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其二，要明确编写这套教材的定位和使命；其三，要把握好中国特色和普遍性的关系，要考虑到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他指出，编写中国开放型经济教材应处理好三个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国内循环与国外循环的关系。

梁琪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解。第一，经济学永远都是政治经济学，是服务于政治的经济学，这在不同国家是普适的。第二，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具有普适性，目前至少在金融领域，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学习西方经验，在价值理性方面，中西方存在较大区别，例如在文化层面，中国具有“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特点，西方则是“重超越、尚理性、学以致知”。第三，中国在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一要认识到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曲折性，二要坚定理想信念，把这件事情坚持做下去。

龚六堂从经济学人才培养角度指出了当前中国经济学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是，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目前国内经济学教材、师资及配套条件已达到较高水平，但对学生的要求过于宽松，学生基础不牢固，不利于高层次经济学人才培养；二是，上世纪末开始引进的大批海外学者，其中很多人并不了解中国现实，相关研究难以扎根中国大地。他表示，如果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让年轻人掌握的先进方法用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必然大有希望。

郑新业阐述了对“传统学科现代化、新兴知识学科化”的理解，他认为如果没有现代化，传统学科就是死路一条，如果放弃传统学科，现代化的学科便没有根基。结合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和内外部环境，他指出，在理解中国伟大改革实践、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个低估和一个高估：低估了我国改革开放对亚非拉国家的借鉴作用，高估了经济学在未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价值。

刘莉亚从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提出：第一，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相较于工科和综合性院校，财经类院校将面临更大冲击，以上海财经大学为例，当前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数智学科群建设，赋能财经类传统优势学科。第二，已有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相关理论和观点，在当前房地产等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可能不再成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究竟有哪些客观规律，如何给出经济学理上的解释，需要一代一代经济学人不懈努力。

陈斌开介绍了自己经济学研究的观念转变：首先是从重视做模型转到重视做数据，即要先把典型事实搞清楚；其次是从构建宏大体系转向研究更加具体的问题；最后是强调相关研究的理论提炼，中国经济学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为经济学理论提供边际贡献。对于中国经济学系列教材的编写，他认为，这是一个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过程，需要经济学者们长期的共同努力。

                                                                                  （通讯员：王超 编辑：赵蕾）